這學期，繼續在文大「全球商務系」講授「國際貿易理論」。慣用的英文教科書遲遲沒有新版，資料顯得太過陳舊，狀況已持續數年；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改用另一本由著名經濟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Paul Krugman)所寫的版本，一切重新準備。 本周上到第三章，進入國貿理論的核心－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作者介紹理論之後，用一篇「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來印證理論的正確性。眼前一亮，這份實證研究竟然就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貝拉薩(Bela Balassa)1963年的期刊文章。一股暖流悄悄湧上了心頭，在恩師過世30年後，還能在名滿天下的克魯曼教授的教科書中，被選為第一篇的實證論文，真的為先師感到喜悅。而他在約翰霍浦金斯(Johns Hopkins)的種種景象，也一一浮現腦海，從模糊變得清晰…。 1980年，我在東南亞著名的曼谷法政大學(Thammasat U.)修習經濟學碩士，國際貿易課程必須念一堆的英文期刊原作，我在「有效關稅保護」理論的文獻中，第一次看到Bela Balassa的大名，不僅為他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感到驚艷，更為他的奇怪名字(一堆的a和 b)感到困惑，不知到底是哪國人士？ 後來我終於進了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攻讀博士，有機會修到Bela Balassa的課；若通過資格考試，就可以請他擔任我論文的指導教授－從在曼谷時對他的仰慕，到輾轉來到巴爾地摩坐在他面前聽他講課，真有一種「美夢成真」的夢幻般感受。 然而，我很快就從天上墜落到了人間。因為，他講的英語，十句中有八句我聽不懂。我終於知道，他是匈牙利裔的美國人，那種奇怪的腔調，就算我全程錄音回家反覆聆聽，還是聽不懂。後來我終於放棄，完全靠自己唸，上課只是去了解他教了那幾篇論文。但是，他一次上課兩小時，可以講5到10篇文章，有講和沒講其實是差不多，做了筆記回去也沒啥大用。考試時大概要唸70篇期刊論文，看到那厚厚的一疊文章，真的差點掉出淚來；連老美都叫苦連天，何況是我們這些英文很菜的「老外」。 但既然想跟他寫論文，我就要咬緊牙關，修了他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兩門課，也慢慢聽懂了他說話內容到八九分之普。隨著時間經過，我才發現貝拉薩其實是一位天才。他是匈牙利人，1956年匈牙利發生反共革命，蘇聯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鎮壓，當時他是布達佩斯大學的高材生，也是領導反共運動的學生領袖，遭到當局追緝。他的校長惜才，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給耶魯大學校長，讓他在翻山越嶺逃到奧地利、拿到獎學金後飛到美國，進入了耶魯大學；兩年後拿了經濟博士，並且被耶魯留校任教(這其實很難，美國大學一般不用本校畢業生)。他談「經濟整合」的書在1961年被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我猜是他的博士論文，書中以整合程度高低，對經濟整合做出的分類，目前已被全球引用，當時他才31歲。 這是電影中才有的情節，而他，竟然就是我上課時坐在前面講課的先生。了解這些之後，我對他是仰慕加上敬畏。系上規定已通過博士資格考的同學，每周必須參加兩場研討會，一場是自己論文相關的研討會，由「總體經濟」、「個體經濟」和「貿易及發展」三場中選一，並且每學期必須登記去進行演講；另一場是全部師生都必須參加的「一般研討會」，由全美各地輪流邀請來的專家演講，演講之後的互動，同學們大概只能在旁邊觀看這些全美頂尖教授之間對於學理的辯論，看到不同學派之間的衝擊火花，以及學術智慧的結晶。我對於這種「享受」，經常感動莫名而感到何其有幸。(我也曾引進台大國發所，但以失敗告終) 我對貝拉薩的了解越來越多，才益發覺得他值得敬佩。他38歲就升了霍大的正教授，在歐洲獲得一個經濟學大獎而成為歐洲名人，長期擔任世界銀行顧問，並在1986年擔任了副總裁，指導世銀所有的研究工作(後來北大的林毅夫也擔任了這個職務)；他也曾出任「比較經濟學會」會長和「比較經濟期刊」編輯，好幾個學術創見都陸續寫進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的教科書中，成為學術經典。也因為卓越的學術成就，進入了霍大的董事會，成為霍大響叮噹的人物。在這些光環之下，貝拉薩教授的穿著，和台灣的學校工友差不多，甚至更差－我看到他平庸的西裝褲角已經脫落下垂，他卻不以為意。 他擔任世銀顧問，研究和工作極為繁忙，學校的課程和研討會集中在兩天，還要和一堆指導論文的學生見面、談論文的問題，可說是從早上忙到黃昏，他卻不以為意，看到學生都面帶微笑。有一次在午後的一般研討會上，全場都在全神專注、聆聽來賓的演講時，不知何方傳來了一陣鼾聲，越來越響且抑揚頓挫、節奏分明；大家都朝聲源轉頭尋覓，原來貝拉薩教授已夢遊周公去也，全場都會心互視而笑。到互動討論時，講者對質問者的回應被一陣巨聲打斷，大家都愣了一下，原來是貝拉薩教授的聲音－不知何時，他早已「歸隊」，並立刻「入戲」還有了強烈反饋；學生們驚訝之餘，都讚嘆不已。 我第二次修他課(經濟發展)時，課程被排在中午12點15分到2點－只有15分鐘的午餐時間。我和他相逢在Gilman Hall的小餐廳，面對面吃著三明治，配上一杯咖啡，兩個師生同坐在一張餐桌前，相見而笑不覺有異，趕完簡陋午餐後一起奔回教室，繼續「奮戰」、不分彼此。 找他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之後，我想偷懶省下找題目的時間，到他辦公室問他，可否給我一個論文題目？他回答說：「我大概有兩百個題目，不知你要哪一個？」我嚇了一跳，回說我自己找好了，但對老師的博學多能敬佩不已。也難怪，聽說他在世界銀行有20多個研究助理，我想對他而言，這麼多的助理可能還是不夠用的。而去擔任他助理的學生們，個個後來也都進了世銀工作。 的確，一次我和他談完論文的材料之後，問他是否有他的學術發表清單給我參考，他說剛好有，就回頭拿了一份文件給我。我喜孜孜地拿回研究室一看，哇塞，厚厚一疊全部有300份著作；記得那是4月份，但當年的出版已經有17份，只能說是「神人」。 我確定論文題目後不久，就回國在中研院任職，同時撰寫論文。寫完一章，就寄回去給老師看，他一定會仔細閱讀，再用紅筆批畫一番；來來去去前後將近三年，我四章的論文總算完成。之後，就是回去參加論文口試。 當我請貝拉薩指導論文時，他已經罹患喉癌，並且在據說是全球最好的約翰霍浦金斯醫院進行了手術，說非常成功。但在我進行論文研究期間，卻一直聽到同學說，他又去進行手術了。後來，聽說他整片前額的骨頭都已換成塑膠片了。我在1990年的7月口試，參加口試的有五位教授，除了指導教授和系主任外，另有政治、社會、哲學各系的教授，問題非常刁鑽難答。我幸運地一次就無條件通過，據說當時幾乎都是「有條件」通過的；顯然貝拉薩教授對我的論文相當滿意，所以口試時我留意到，他也在幫我回應其他教授的問題。 遺憾的是，隔年5月份貝拉薩教授就去世了，享年才63歲，我應該是他的「關門弟子」。這個年紀，正是學術生產力最強的時候，被學生稱為「開發中國家之友」的貝拉薩教授驟然離世，其實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損失，因為許多後進國家都會在假期間邀請他前往訪問，提供他在多年研究貿易和發展的經驗，給他們作為研擬發展政策的參考，包括台灣。 後來我和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合作，為經濟部進行「亞太營運中心」研究的時候，薛教授告訴我，貝拉薩教授曾經主持一項世界銀行的全球性研究，台灣還是其中十個研究對象之一，台灣計畫的主持人是李登輝和梁國樹，研究助理是台大經研所的兩位碩士生，即薛琦和葉日松。也因此，貝拉薩教授還訪問過台灣，當時行政院高度重視。我後來在台大圖書館中，還找到了1983年世界銀行為這項研究出版的專書，是關於「有效關稅保護率」的議題，猜測這應該也是梁國樹教授在范德堡大學的博士論文。 時光荏苒，劭華易逝，恩師貝拉薩離世已悠悠30年了。留給我和一堆學生的，就是他平易近人、甘於平淡、樂於學術，但又如此卓然不凡的一生。吾雖嚮往，卻魯鈍而不能至。他一生為開發中國家尋找最好的發展解藥，卻無能為自己的身體找到靈方。遙祝他在天上的那方，一切安好無恙。(引自杜震華臉書，經杜教授同意）
鵝湖民國學案藏經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