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學期,繼續在文大「全球商務系」講授「國際貿易理論」。慣用的英文教科書遲遲沒有新版,資料顯得太過陳舊,狀況已持續數年;萬般無奈之下,只好改用另一本由著名經濟學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教授(Paul Krugman)所寫的版本,一切重新準備。 本周上到第三章,進入國貿理論的核心-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理論。作者介紹理論之後,用一篇「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y)來印證理論的正確性。眼前一亮,這份實證研究竟然就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貝拉薩(Bela Balassa)1963年的期刊文章。一股暖流悄悄湧上了心頭,在恩師過世30年後,還能在名滿天下的克魯曼教授的教科書中,被選為第一篇的實證論文,真的為先師感到喜悅。而他在約翰霍浦金斯(Johns Hopkins)的種種景象,也一一浮現腦海,從模糊變得清晰…。 1980年,我在東南亞著名的曼谷法政大學(Thammasat U.)修習經濟學碩士,國際貿易課程必須念一堆的英文期刊原作,我在「有效關稅保護」理論的文獻中,第一次看到Bela Balassa的大名,不僅為他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感到驚艷,更為他的奇怪名字(一堆的a和 b)感到困惑,不知到底是哪國人士? 後來我終於進了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攻讀博士,有機會修到Bela Balassa的課;若通過資格考試,就可以請他擔任我論文的指導教授-從在曼谷時對他的仰慕,到輾轉來到巴爾地摩坐在他面前聽他講課,真有一種「美夢成真」的夢幻般感受。 然而,我很快就從天上墜落到了人間。因為,他講的英語,十句中有八句我聽不懂。我終於知道,他是匈牙利裔的美國人,那種奇怪的腔調,就算我全程錄音回家反覆聆聽,還是聽不懂。後來我終於放棄,完全靠自己唸,上課只是去了解他教了那幾篇論文。但是,他一次上課兩小時,可以講5到10篇文章,有講和沒講其實是差不多,做了筆記回去也沒啥大用。考試時大概要唸70篇期刊論文,看到那厚厚的一疊文章,真的差點掉出淚來;連老美都叫苦連天,何況是我們這些英文很菜的「老外」。 但既然想跟他寫論文,我就要咬緊牙關,修了他的「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兩門課,也慢慢聽懂了他說話內容到八九分之普。隨著時間經過,我才發現貝拉薩其實是一位天才。他是匈牙利人,1956年匈牙利發生反共革命,蘇聯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鎮壓,當時他是布達佩斯大學的高材生,也是領導反共運動的學生領袖,遭到當局追緝。他的校長惜才,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給耶魯大學校長,讓他在翻山越嶺逃到奧地利、拿到獎學金後飛到美國,進入了耶魯大學;兩年後拿了經濟博士,並且被耶魯留校任教(這其實很難,美國大學一般不用本校畢業生)。他談「經濟整合」的書在1961年被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我猜是他的博士論文,書中以整合程度高低,對經濟整合做出的分類,目前已被全球引用,當時他才31歲。 這是電影中才有的情節,而他,竟然就是我上課時坐在前面講課的先生。了解這些之後,我對他是仰慕加上敬畏。系上規定已通過博士資格考的同學,每周必須參加兩場研討會,一場是自己論文相關的研討會,由「總體經濟」、「個體經濟」和「貿易及發展」三場中選一,並且每學期必須登記去進行演講;另一場是全部師生都必須參加的「一般研討會」,由全美各地輪流邀請來的專家演講,演講之後的互動,同學們大概只能在旁邊觀看這些全美頂尖教授之間對於學理的辯論,看到不同學派之間的衝擊火花,以及學術智慧的結晶。我對於這種「享受」,經常感動莫名而感到何其有幸。(我也曾引進台大國發所,但以失敗告終) 我對貝拉薩的了解越來越多,才益發覺得他值得敬佩。他38歲就升了霍大的正教授,在歐洲獲得一個經濟學大獎而成為歐洲名人,長期擔任世界銀行顧問,並在1986年擔任了副總裁,指導世銀所有的研究工作(後來北大的林毅夫也擔任了這個職務);他也曾出任「比較經濟學會」會長和「比較經濟期刊」編輯,好幾個學術創見都陸續寫進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的教科書中,成為學術經典。也因為卓越的學術成就,進入了霍大的董事會,成為霍大響叮噹的人物。在這些光環之下,貝拉薩教授的穿著,和台灣的學校工友差不多,甚至更差-我看到他平庸的西裝褲角已經脫落下垂,他卻不以為意。 他擔任世銀顧問,研究和工作極為繁忙,學校的課程和研討會集中在兩天,還要和一堆指導論文的學生見面、談論文的問題,可說是從早上忙到黃昏,他卻不以為意,看到學生都面帶微笑。有一次在午後的一般研討會上,全場都在全神專注、聆聽來賓的演講時,不知何方傳來了一陣鼾聲,越來越響且抑揚頓挫、節奏分明;大家都朝聲源轉頭尋覓,原來貝拉薩教授已夢遊周公去也,全場都會心互視而笑。到互動討論時,講者對質問者的回應被一陣巨聲打斷,大家都愣了一下,原來是貝拉薩教授的聲音-不知何時,他早已「歸隊」,並立刻「入戲」還有了強烈反饋;學生們驚訝之餘,都讚嘆不已。 我第二次修他課(經濟發展)時,課程被排在中午12點15分到2點-只有15分鐘的午餐時間。我和他相逢在Gilman Hall的小餐廳,面對面吃著三明治,配上一杯咖啡,兩個師生同坐在一張餐桌前,相見而笑不覺有異,趕完簡陋午餐後一起奔回教室,繼續「奮戰」、不分彼此。 找他擔任我的指導教授之後,我想偷懶省下找題目的時間,到他辦公室問他,可否給我一個論文題目?他回答說:「我大概有兩百個題目,不知你要哪一個?」我嚇了一跳,回說我自己找好了,但對老師的博學多能敬佩不已。也難怪,聽說他在世界銀行有20多個研究助理,我想對他而言,這麼多的助理可能還是不夠用的。而去擔任他助理的學生們,個個後來也都進了世銀工作。 的確,一次我和他談完論文的材料之後,問他是否有他的學術發表清單給我參考,他說剛好有,就回頭拿了一份文件給我。我喜孜孜地拿回研究室一看,哇塞,厚厚一疊全部有300份著作;記得那是4月份,但當年的出版已經有17份,只能說是「神人」。 我確定論文題目後不久,就回國在中研院任職,同時撰寫論文。寫完一章,就寄回去給老師看,他一定會仔細閱讀,再用紅筆批畫一番;來來去去前後將近三年,我四章的論文總算完成。之後,就是回去參加論文口試。 當我請貝拉薩指導論文時,他已經罹患喉癌,並且在據說是全球最好的約翰霍浦金斯醫院進行了手術,說非常成功。但在我進行論文研究期間,卻一直聽到同學說,他又去進行手術了。後來,聽說他整片前額的骨頭都已換成塑膠片了。我在1990年的7月口試,參加口試的有五位教授,除了指導教授和系主任外,另有政治、社會、哲學各系的教授,問題非常刁鑽難答。我幸運地一次就無條件通過,據說當時幾乎都是「有條件」通過的;顯然貝拉薩教授對我的論文相當滿意,所以口試時我留意到,他也在幫我回應其他教授的問題。 遺憾的是,隔年5月份貝拉薩教授就去世了,享年才63歲,我應該是他的「關門弟子」。這個年紀,正是學術生產力最強的時候,被學生稱為「開發中國家之友」的貝拉薩教授驟然離世,其實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損失,因為許多後進國家都會在假期間邀請他前往訪問,提供他在多年研究貿易和發展的經驗,給他們作為研擬發展政策的參考,包括台灣。 後來我和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合作,為經濟部進行「亞太營運中心」研究的時候,薛教授告訴我,貝拉薩教授曾經主持一項世界銀行的全球性研究,台灣還是其中十個研究對象之一,台灣計畫的主持人是李登輝和梁國樹,研究助理是台大經研所的兩位碩士生,即薛琦和葉日松。也因此,貝拉薩教授還訪問過台灣,當時行政院高度重視。我後來在台大圖書館中,還找到了1983年世界銀行為這項研究出版的專書,是關於「有效關稅保護率」的議題,猜測這應該也是梁國樹教授在范德堡大學的博士論文。 時光荏苒,劭華易逝,恩師貝拉薩離世已悠悠30年了。留給我和一堆學生的,就是他平易近人、甘於平淡、樂於學術,但又如此卓然不凡的一生。吾雖嚮往,卻魯鈍而不能至。他一生為開發中國家尋找最好的發展解藥,卻無能為自己的身體找到靈方。遙祝他在天上的那方,一切安好無恙。(引自杜震華臉書,經杜教授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