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惠馨： 談父親在1945 年前後讀書的生命經驗/ 時代變遷中個人的處境

時代變遷中個人的處境－談父親在1945年前後讀書的生命經驗

父親生在台南麻豆，祖父受過舊式書院教育，寫了一筆好書法，字體優美。祖父是做生意的。父親在80歲時來台北生活，我有機會跟他密切相處十年。在我的提問下，他告訴我許多年輕時的經歷。

今天來分享父親在日本統治及中國國民黨來台統治前後受教育的情形。
爸爸在高中時讀長榮中學，二次大戰前，多數的老師是日本人，戰後，多數的老師是來自中國各省的人。

我想日本教育對於父親影響很大，他出生於1930年代初期，受到大正時期時代精神的影響，相信科學與理性。父親在退休之後，最常閱讀的書籍都是日文的書。他房間有一套日本的世界歷史書，每當我們一起看電視劇時（日本時代劇或中文歷史劇），他總會找出書中的某個描述來應對電視劇情中的描述，並提出他的看法，跟我討論。他對於劇情內容與書中的描述往往有不少觀察，看戲時會跟我討論劇情內容與書的內容的差異。我想我喜歡研究法制史或許也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父親曾經提到1945年之後，他在長榮中學讀書的情形，他說道當時的老師多數是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師說的語言跟學生說的完全不同（學生多數講台語，老師說的是中文且有著來自中國各省不同的口音）。爸爸回憶的說到，當時老師上課時，多數學生聽不懂，學生說什麼老師也不知道，常常雞同鴨講。

但父親說，有一位老師說的一句話，他卻聽懂了。80多歲的父親學哪個老師說話的聲調說到，那位老師說「大學跟高中是天差地別」。爸爸說他就是因為這位老師說的話，才決定高中畢業後，到台北考大學。當時他沒有考上台大法律系，考上師大教育系。

父親說還好是考上師大教育系，不是考上台大法律系，因為師大免繳學費且提供住宿與三餐。爸爸說，如果不是如此，他一定沒辦法讀完大學。爸爸考大學的決定影響著他跟媽媽及我們五位小孩的命運。我們因此有機會住到僅有少數台灣人的教育廳宿舍，然後住到台東與屏東的司法新村。

我成長過程中，除了在麻豆生活的幾年是台灣人的同學外，多數的朋友都是司法新村或教育廳宿舍中父母來自中國各地家庭中的小孩。我還記得在台東司法新村中，僅有黃崑濱法官及黃文禎檢察官（名字可能寫錯）我們到台東一年後，黃檢察官一家就搬離開台東了。跟我們最常來往的是黃崑濱法官一家人。（我的記憶或許不可靠，搬到台東時，我才小學三年級）。

師大教育系畢業之後，父親被分發到高雄女師（我當時兩三歲，大妹一歲多，爸爸被分配下班後要帶我，或許因此我跟爸爸關係親近）。媽媽說，爸爸那時愛看日本電影（1950年代的日本電影非常興盛）經常帶著兩三歲的我去看電影。現在想想或許我對於文學的興趣，在兩三歲時就被培養了。

在臺灣這塊土地生長的人在過去一百年有個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在日本人統治與國民黨政權統治過程中，同時歷經世界兩大文化的衝擊，加上原住民的精神，台灣當前的特殊性值得更深入的研究與分析。
上面僅是我個人接觸到的日常生命經驗。

（經作者同意転載自陳惠馨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