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自云:「我性不忍事,心裡有話,如食中有蠅,非吐不可。他反對王安石的青苖法、均輸法而直言,他說:
「、、、不以財用付三司(注: 戶部、塩鉄、度支三使),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月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別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道路皆知其難、、、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而陛下首欲役之、、青苖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己意,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苖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他認為:青苖助役法成,則農不安; 均輸之令出,商賈不行。
他的朋友文同勸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李一冰,蘇東坡新傳上册,P.176-180)
公權力經營經濟如加上「權力」,弊端甚大⋯⋯青苗錢變成權力強派的「必借之債」,免役使貧民不免於被追捕,保甲法使農民不安於農,市易法成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同上,P.157)! 官員為速求事功,不惜用刑、嚴刑酷罰來壓迫小民,導致傾向於法家的唯法主義,使原已困窮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同上,P.158). 和王安石初勸神宗「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同上,P.148) 的「仁政」、「簡政」背道而馳⋯⋯真是「說大話」(唬爛)到極點!余對照於陸九淵評王安石變法謂「未求實」 ,言「法堯舜」卻背於堯舜之行,「心」與「理」未能一致,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