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一士祖籍四川武勝，生於北京，1951畢業於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1953年-1956年赴前蘇聯莫斯科大學留學，獲副博士學位。畢業後幫助蘇聯科學院院士朗道查閱、整理英文文獻[5]。1956-1957年，被分配到Dubna聯合核子研究所，作為研究人員[5]。1957年回國。在中科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2]、蘭州大學物理系工作、建立蘭州大學理論物理專業[6]，先後擔任蘭州大學物理系主任、理論物理所所長及榮譽所長、甘肅省物理學會理事長、中國高能物理學會常務理事、國際霍普金斯粒子物理現代問題討論會常任組織委員等職[1]。
段一士博士，我父親 周瑞謙在成都蒲陽空軍幼校一期的同期結拜兄弟同學，空軍官校26期畢業，他們都飛過單螺旋槳飛機。
劉遼，他曾就讀於中華民國政府創辦的“空軍幼年學校”，想當飛行員，來保衛國家。四十年代初期後，抗戰勝利的局勢逐漸明朗，為此，劉遼先生轉向了學習科學，從而離開了“空軍幼年學校”。
一九四八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一年後轉入物理系，五二年畢業。畢業後他最初在唐山鐵道學院任教，但是因為曾上過國民黨政府的空軍幼年學校而一直受到懷疑、整肅。一九五六年轉回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第二年，一九五七年共產黨領導人發動了所謂整風反右運動，他原本對政治及其運動已經毫不關心，一心鑽研物理，但是再次因為他的家庭在民國時的背景及他在空軍幼年學校的經歷，受到重點“關注”。這一次他依然是被整肅的重點對象。為了整肅他，校領導動員他去看大字報，並且鼓勵他發表批評意見，他看了、說了，結果也就立即被打成右派，失去教師資格，被下放到圖書室當資料員。然而，這並沒有使充滿生命力的劉遼喪失生活及求知的慾望。三十歲的他，開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繼續自學理論物理。在那一段時期，他通過自學把握了量子場論、廣義相對論。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形式上結束，他人生的路也峰迴路轉，右派獲得徹底甄別，重新恢復了教學工作。此後，他以自己的能力及影響在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相對論研究中心，並且應邀到那些沒有廣義相對論課程的大學，以及對廣義相對論感到陌生的研究機構去講授介紹。這使得八十年代的大學界，提到廣義相對論就想到師大、想到劉遼。他名副其實地堪稱為文革後在中國研究、推廣廣義相對論理論及思想的開拓者。
八十年代後，他在時空理論、引力波、黑洞、宇宙學等方面不僅發表了很多論文，出版了不少專門及普及廣義相對論的教材和專著，而且培養了大批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但是在那段時期，劉遼先生對於國家前途的關心也沒有衰減。他雖然從來不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但是凡是需要他簽名呼籲政治改革的活動，他都沒有二話。所以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就成了中國知識分子中參與呼籲民主改革的最主要的教授之一。這也是他為什麼成為“科學思想領域”中最具影響的教授，為何成為了我研究生時期的導師之一的原因。
劉遼，和段一士博士一樣，也是我父親在成都蒲陽空軍幼校一期的同期結拜兄弟同學，空軍官校26期畢業，他們都飛過單螺旋槳飛機。
劉遼與方勵之都是天體物理學開研究風氣之先的大師級學者，其實在天安門事件上也是在廣場上支持學生的教授級學者，只不過比較低調，沒有如方勵之般的被流放國外，不過每年六四期間，還是會被中國政府請到國外遊覽。我記得在2000年好像在夏季吧，還來台灣待了兩個月，也來過我家，父親請他吃過好幾次飯，我也在飯局現場。
段一士，我在美國（拜訪我父親結拜兄弟，我父年紀最長）也跟他見過面。
還好我記憶還行，仍記得我父親在大陸成長的一些過往。
我父後來26歲在台灣公費考取 台南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前身）機械系，當了一輩子的造船工程師。1988年移民美國，後來也入籍美國。
2013.12.5 與南非總統曼德拉同一天過世。
台灣的 IDF 戰機研發之父，華錫鈞（1925年12月6日—2017年1月24日），中華民國空軍二級上將、航空工程博士，生於江蘇省無錫市，畢業於空軍官校26期、美國普渡大學博士，為黑貓中隊飛官出身，獲頒授飛行優異十字勳章，曾任總統府戰略顧問、中科院副院長及空軍航發中心主任等職，因任內參與經國號戰機（IDF）研發有功，在台灣被譽為「IDF之父」。卸下公職後移民美國，往返於華盛頓特區與臺中。
華錫均博士，也與我父同為同期結拜兄弟，就跟 段一士和劉遼一樣，哈哈哈哈哈，比我父有成就多啦，但外在環境和內在的性格都會影響人的一生。
我仍覺得我父很棒，知識程度很高，比我 smart 多了，雖然我有取得美國Lehigh university 工程博士學位，但自覺仍比不上我父。
鵝湖民國學案藏經閣 